最近，路sir看了一篇文章，作者说很多城市在卖“饭碗”，一场巨变正在上演！
什么巨变？且看新闻：
7月16日，四川阆中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委托教体局，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招标公告，要拍卖：全市公办学校、行政及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的食堂食材统一配送服务。上边白纸黑字写着，服务涵盖8万师生，以及近2万公职人员的饭碗。
注意看，是拍卖未来30年的！是不是很魔幻？
何止四川阆中市！后面河北香河县、四川什邡市、重庆南川区等县城，紧随其后。
重庆南川区出让未来28年停车位的经营权。
贵州习水县把未来20年的部分广告载体特许经营权，卖出了1亿多的价格。
什邡市的一万多个停车位，则卖了3.8亿元。
四川阆中市这样荒唐的做法，一经舆论发酵，被叫停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地方收入太少了！想法子创收！
有人这样分析，“疫情防控、减税降费，以及土地收入下滑三大因素，把这些城市一步步拉进一个巨大的泥淖。”
不过话说回来，阆中市的做法倒是让路sir想起姜文那部电影《让子弹飞》。
大家都还记得吧？电影里头，说张麻子和师爷上任鹅城，发现前几任县长，已经把鹅城的税收到了90年以后。
年收年的税？姜文又在搞夸张！各位，还真不是！这电影讲的就是四川军阀统治时期的故事，是真真切切历史上发生过的。
1.民国奇葩税：预征税，30年代交90年代的税
自古以来，交税要不就是一年一次，要不就是一年两次。可这样的交税频率，要是在正常年份还好说，可要在特殊时期，国家财政紧张，可能就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一个是税率要提上去，再一个就是让老百姓提前交税。今年的税交完了，那就交明年的税。明年的税也交完了呢？那就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
在历史上，很多朝代都预征过税款。目前知道最早的是北魏孝明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他预征了全国六年的田赋。后来的隋炀帝，晚唐、南宋、明末和清末的皇帝们也都不同程度地预征过税款。
而到了民国时期，四川的军阀们更是把预征税玩到了极致。
四川的大小军阀们打来打去，军费开销巨大。能想到的苛捐杂税都用上了，他们就瞄上了预征税。一开始，还是紧急时候预征个一年。后来，随着胃口越来越大，再加上没人管着，他们索性就把预征常态化。
反正时局动荡，谁也不知道几年以后，自己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收这个地方的税。既然如此，眼光那么长远干嘛？今朝有地今朝税，恨不得老百姓一年就交个十五六次，把儿子辈、孙子辈的税也给一起交了才好。
就这么着，早在年的时候，四川南充的税就已经被收到了年，原子弹都爆炸成功了。新繁县的税被收到了年，成都被收到了年，改革开放都开始了。
灌县被收到了年，安县被收到了年，90后们都一批一批地出生了。甚至，据说川北的税被军阀刘存厚收到了年，咱们社会主义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了！
不过，川北这个数据确实太夸张，咱们也只能“据说”。但是，其他几个地区的数据，都是有实打实的县志和史料来佐证的。
2.民国奇葩税：粪便税
晚清到民国时期，四川有个著名的奇才叫刘师亮。他曾经考过科举，连举人都考不上；他曾经做过生意，开浴室、办报纸，但基本上都没成功过。可是，此人在民间，却声名远扬，妇孺皆知。
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拿起笔来，那肯定是嬉笑怒骂、针砭时事，每一句话都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比如，他曾经写下过这么一句讽刺效果拉满的打油诗：“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听起来很奇怪是不是？俗话说得好，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可在民国的时候，就真的给你管上了！
怎么回事呢？话说当时，四川的省长叫杨森，在国民党里大小算是个元老人物。名义上是四川省省长，但其实，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军阀而已。但是，自古到，蜀中要塞，向来是重要的战略地区。
在这里，武备派、速成系、保定系、军官系、实业团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派系，多如牛毛，一个个更是八仙过海、互相斗法，你国民党的元老算啥？省长？省长给钱给枪不？
所以啊，这个杨省长要想号令四川，光有任命书，没用，还得有全四川最硬的枪杆子，最能打的军队，这么一来，他自然就要到处搜刮钱财了。
搜刮到什么程度呢？年，杨省长被另一个叫刘文辉的军阀给击败了。战事过后，他一瞅那手下那些兵，一个个衣衫褴褛、破破烂烂的，得给士兵们整身新军装不是？这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哪怕是打补丁，都得花钱不是！
于是，杨省长就想了一招：派人在城门口守着，哪个老百姓的衣服稍微好一点、长一点的，给我拦下，上去咔嚓就是一剪刀，把衣服剪下一截，一块一块地收集，给我运军营里，缝补我士兵的衣服。
咱刚才说的刘师亮的那副讽刺对联，说征“粪税”，就是这位杨省长干的。当时，大部分农民种地，用的还是粪啊尿这样的传统农家肥。农民自家的不够用，就会到城镇里头挑点粪回去用。杨森杨大省长呢，发现这个创收好路子，派出军警，还是守在城门口，但凡来个农民进城挑了粪，想出去是不是？得，一担粪，先交几个铜板的税，不交，不让你拿走。
您说说，人家来挑粪，是在给城市卫生清洁做贡献。你不但不给人家垃圾处理费，不但不奖励人家为绿色生态农业做贡献，反而还要收税，这吃相是不是也太难看了？简直就是吃屎。
不过呢，这“粪税”可不是杨省长的首创、独创。收粪税，在四川，那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清末，当时的四川总督瓜尔佳·奎俊就为了摊派朝廷分发下来的庚子赔款任务，脑洞大开，突发奇想，发明了“粪税”。进城挑粪的，每担粪，都得交几文。城里的每个厕所，每个月还要交几百文的税呢。
事实上，咱也别嘲笑四川军阀，民国时期，收“粪税”，远不止四川一个地方。就连北平，皇城根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各个政府部门还在争夺“粪税”的管理权。
卫生局说，粪便之事，事关卫生，应该是咱们卫生局来收；社会局说，人有三急，粪便问题属于社会问题，应该让咱们社会局来收。听到他们两部门吵，税务局忍不了：收税本来就是我们该管的事，你们跳出来抢什么抢？
瞧瞧，谁说大粪臭了？这特殊时期特殊环境里，都成香饽饽了。看看当年的国民政府的这帮大老爷们，一个个的，怎么发展经济，怎么保障民生，没招。一谈怎么从老百姓的屎尿屁里掏钱，这帮官员们就头头是道。
所以，刘师亮的这句“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他真的说到了当时老百姓的心坎儿上。
民国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那真不是盖的。连粪税都有，更何况是别的税呢？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的捐税名目，多达七千种左右，什么鱼税、鸡税、火柴税，甚至还有一种，估计今天嚷嚷着躺平的小伙子，立马吓得出门上班了。
民国时期，还有征收“懒税”的，偷懒的懒，脑洞之大，超越咱们的想象，真正是“民国万税，天下太贫”。
撰稿人：杨梅，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士，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编辑：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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