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策动华北自治吴佩孚不合作,孙传芳

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把希望寄托在华北地方实力派和亲日势力上。“最初的计划是使下野寓居北平的吴佩孚东山再起，组织五省联盟自治政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土肥原秘录》，第87页，中华书局出版。）但这个计划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吴的不合作而未能实现。而后，又有反复劝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独立”之举，然而于学忠“均置之不理”。刘家鸾：（《日寇侵略华北冀察政权的形成》，《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62页。）日本又转向拥戴孙传芳任“自治运动”的首领，结果遭到了孙的公开拒绝。（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页。）宋哲元被逐出察省后，利用汉奸白坚武在北平制造暴乱的机会，将第29军“来平驻防，以资镇慑”。（《国闻周报》（年7月8日）第12卷，第26期。）宋哲元进入平津，改变了自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退出华北后的政治、军事格局，成了这一地区能与日本抗衡的主要力量。日本于是转而把华北“自治”的希望寄托于宋哲元，迅速进行促使宋哲元实行“自治”的步骤。年10月，日本派曾主谋策划伪满洲国的土肥原进入北平主持此事。开始，土肥原想说服宋哲元与国民党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合作，共同脱离南京，成立“自治政府”，为宋所拒。日本于是加紧在华北制造“自治”的气氛，企图逼宋就范。

资料图

10月22日，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武宜亭等在日人指使下，借口反对附加税，占领县城，成立了“临时维持会”，制造了“香河事件”；白坚武也在天津组织了“华北自治救国军”，天津还出现了“华北民众促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等所谓“自治”团体。土肥原根据日本三相会议作出的“华北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目前自治的内容为轻度自治”（［日］秦郁彦著：《日中战争史》，第64页，河也书房新社年版。）的决定，考虑到宋哲元对“自治”的不合作态度，决定先让殷汝耕成立“自治”政权。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停战区“脱离中央”，“自治独立”，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还挂起五色旗。当日发表宣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同时，殷汝耕还向宋哲元等人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以真正实现“华北自治”。25日，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冀东22县实际沦入敌手。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殷汝耕的公开叛国，使国民政府措手不及。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驻平长官；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殷汝耕免职拿办。（天津《大公报》，年11月27日。）日本一面调兵遣将，把部队从锦州移向榆关，作出武力支持冀东伪政权的姿态；另一方面又逼使宋哲元等人或与殷汝耕“合流”，完全“独立”；或“藉口西南有政务委员会，则华北有何不可创造类似组织，即可截留税款，委派官吏，形成独立之状态”。（《蒋介石致陈济棠、李宗仁电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页。）国民政府为了不使华北脱离中央，向日本作出重大让步，决定仿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体制，提出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将华北大权完全交给宋哲元。这样的半自主的机构一成立，南京方面就再也无法直接控制平津一带的局势。在华北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虽显然与日方的想法有较大距离，但日寇自信可以操纵这个机构逐步达到“华北自治”，所以同意了这一方案。而此方案意味着华北主权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为国人无法忍受，4天后就引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2月11日，南京政府发表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定，并公布了人选名单。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了成立仪式，宋哲元被委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日本侵略的要求，彻底改变了华北行政传统和行政机构，冀察两省实际上已变相或接近“自治”。土肥原自认为大功告成，得意地声称“该政权确属成功的典范”，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但宋哲元和第29军官兵在长城抗战中有过优秀的表现，该军虽然因历史恩怨与南京方面不睦，但爱国思想却根深蒂固。因此，冀察政务委员会运作中虽难脱日本的影响，但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种傀儡政权却截然有别，最终令日寇大失所望。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年版。

编辑：林小静